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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煥松，男，1953年出生于廣東省汕頭市，廣東省著名攝影家、攝影理論家、評論家。現為中國攝影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廣東文藝職業學院客座教授、廣東省攝影家協會副秘書長，并擔任《中國攝影家》雜志社藝術總監一職（2010年）。歷任汕頭青年影會主席、名譽主席、汕頭市攝影家協會主席、廣東省青年攝影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攝影家協會副主席。1977年起從事攝影活動系汕頭青年攝影活動的發起者和組織者，多年來40多幅作品入選省級以上影展和國際影展，并屢屢獲獎。其間主持了十多次大型攝影學習班，培養出大批影壇新軍，理論與實踐并重，曾撰寫論文《禮贊·人化自然》獲省一等獎。因其在廣東攝影界杰出的貢獻，2009年，授予蔡煥松先生“第八屆中國攝影金像獎”。
理論和創作的“兩層皮” 記者：本屆雙年展主題是 “回顧與展望——從影像本體出發”你怎么看待這個主題？ 蔡煥松：事實上這個問題我是思考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從新中國開始，攝影經歷了這么幾個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攝影是一種政治宣傳的圖片，到改革開放之后在西方美學的影響下，大家開始了對于畫意、唯美的追求，演繹出一大批的“糖水片”，發展至今又涌現出一大批紀實攝影作品。經過思考我把攝影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為別人所拍，一個是為自己所拍。每位攝影師也都具備這樣的雙重性。 記者：是不是可以理解為藝術與商業的區別？ 蔡煥松：還不是純商業的問題。因為人處于社會之重，總要有一些擔當，為了謀生或許會服務于某一個機構，那么他從事的職業，經常會有一些為別人而拍的情況。 記者：比如說新聞攝影。 蔡煥松：在新聞媒體，要拍新聞攝影；做廣告的，要服務客戶。所以說，為別人而拍，要遵照為別人而拍的規則來做，而這些規則都是別人說了算的。哪怕你拍沙龍，也是為了入選得獎，你也要看別人的眼神、看風向標，你是為了入選得獎，你也是為別人而拍的。那真正作為一個攝影家、一個藝術家，什么是為你自己而拍？怎么才能為你而拍？這就是值得探索的東西。所以說很長一段時間很多人在從事紀實攝影，以為紀實攝影是最高的。但是細想一下也有問題：紀實攝影的價值是社會價值，而社會價值最大的附加值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經常變的。攝影師該如何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攝影發展到現在，已經是大眾的一種文化工具了。作為一個有擔當的攝影家，要如何有別于他人？我認為他們要表達自己內心的思想，要表達對人生、對社會、對自然的理解，那必然要拿出自己心靈的東西出來。要把心靈的東西傳達出來，必須要有自己的語言。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也經常與藏策老師交流，他提出了“元影像”的理論出來。所以說我們要找到攝影有別于其他藝術門類的本質東西。有人說是人文關懷，那試問什么社會學科不是人文關懷？所以人文關懷不是最根本的東西。 記者：是要找到其他學科不能替代的語言。 蔡煥松：是的。所以我覺得這次雙年展提了一個很好的課題——讓攝影成為攝影。不是讓攝影變成社會學、民俗學的工具，而是獨立于它們的學科，這才是我們必須要走的路。 記者：本屆展覽展出了大量當代青年攝影師的作品。你怎么看待現在的年輕人？有什么建議給他們？ 蔡煥松：我覺得當代的年輕人特別可貴。他們沒有老一輩攝影家多年形成的思維慣式，老攝影家最難突破的是自己不是別人。那種思維模式就像蠶繭把人裹住了，很難突破出來。作為新一代的攝影家，他們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是沒有這個負擔，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生活在新媒體時代，擁有網絡。當年我們學攝影的時候，要想找到老師問一個問題是多難的事啊！要買本書更不容易，現在有了網絡，全世界最新的資訊可以得到共享。 記者：而且我們擁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可以在學校就了解全世界的事情。 蔡煥松：是的，少走了很多彎路。所以他們從作品展示出來的思維的開放性、前衛性都很好。當然攝影始終是“技”與“藝”的結合，他們在自己理念的表達方面很強，但不可忽略的是他們的基本功肯定還有上升空間。所以青年人在影像技術的把控上再下一層功夫，一定是大有希望的一代。 記者：本屆雙年展，匯聚國內外眾多知名、優秀攝影家的同時，非常側重學術性，將攝影創作展覽展示延伸至學術批評和研究層面。你對這次雙年展的看法是什么？ 蔡煥松：很多攝影節也有學術活動，但問題是這學術意義在哪？是不是提出了針對中國攝影發展的關鍵問題、瓶頸問題？以往很多攝影節的學術活動都只是一些飄渺、沒有前瞻性和指導性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中國的攝影理論有個嚴重的問題——理論和創作的“兩層皮”。很多從事理論研究的人不懂攝影，往往在研究作品的時候，不懂攝影語言，只能從攝影的意義上來評論，結果就誤導了一大批攝影人；不是從影像的語言、影像本體來研究影像，而是從社會意義來研究，那么就遠離本體，結果就造成很多人一味的追求社會意義，而不是從影像的本體來表達。所以我認為在攝影發展到現在這個十字路口上，提出了這個觀點，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 記者：你不僅是著名的攝影家、攝影理論家、教育家、活動策劃者，還曾下海經商，你下鄉當過知青、青年時代在多家單位擔任攝影工作，90年代創辦汕頭攝影企業成為了企業家，多年從事攝影創作和理論研究，并且組織策劃了多次大型學術活動。如此豐富的從業經歷卻始終與一個名詞相連：攝影。我的問題還是從你最初的選擇開始：是什么原因讓你愛上了攝影并且一直走到今天？ 蔡煥松：我開始從事攝影是在1971年，至今有 42年了。當年的動機很簡單，我當時當知青插隊，在公社放電影，因為看到了用攝影做成的幻燈片，宣傳效果很好，所以就萌生了想學攝影的想法。想通過攝影把做電影放映的宣傳工作做得更好，這是觸動我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從小就有的積淀——我的家就在汕頭膠卷廠的旁邊，每天他們把繪相紙、膠片拉出來的時候，可以說從小就受到攝影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后來一看到攝影能為電影宣傳服務的時候，一下子就激發自己走上了這條路。進入這個行業以后，隨著事業的逐步開闊，會找到自己的不足。拍了一段時間之后，發現自己文學方面不足，所以讀大學選擇了文學專業，開始做一些研究。我是一邊拍照片、一邊寫文章，所以是“四不像”，既不是攝影家，又不是評論家。 記者：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很必要的，有了實踐的基礎，再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才會更有利于實踐的發展。你還記得第一次拿相機的時候嗎？拍攝的是什么？ 蔡煥松：我第一次用的一臺海鷗的二手相機，海鷗4b照相機。第一組照片是拍農村的割稻者，做成幻燈片宣傳，第一張發表的作品是拍知青，第一篇評論文章是評1973年的全國影展。那時候的攝影題材很單一，之后我為什么對意識形態理解的這么深刻，是因為我經歷過。 記者：那個時候你對攝影的功能是怎么理解的？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藝術才得以打開門戶，接受外來多元文化的影響。你的攝影風格又有了哪些改變？ 蔡煥松：我在攝影的道路上一直都是在為別人而拍。無論是從事商業攝影為客戶拍，在報社當記者為意識形態拍，還是搞展覽，仍然是在為別人而拍。所以到了2000年以后，我才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我能不能為自己而拍，不為別人？但那時候只是挺朦朧的一種想法。因為我們中國攝影界一直以來都以得獎論英雄，只有得了獎，才能證明自己的實力，所以還是要遵從游戲規則。我是最早打沙龍的一批人，從1973年就開始打國際沙龍，當時我在汕頭，托人把我的作品帶到香港，參加香港的國際影展，所以他們說我是中國的“老沙龍”，那時候內地是不可能的，內地要寄到國際上已經是1979年以后的事了。 記者：90年代您創辦了汕頭攝影企業總公司，這在當時的攝影界，是一個比較超前的做法，當時是什么原因讓你萌生了創業的想法？你又是怎么看待藝術創作與商業攝影的關系？ 蔡煥松：攝影家要在社會上有所貢獻，就要搞些活動出來，搞活動需要經費，為了拿點贊助去求人，還不如自己搞個企業賺了錢來自食其力。 記者：那時候拍婚紗照是挺冷門的吧？ 蔡煥松：是的。80年代沒有“婚紗”這個概念，我是最早從事婚紗攝影的一撥人。當時的很多設備是國外引進來的，效益還蠻不錯，賺了點錢也是為了養活攝影協會。當時國家給了營業執照、給了五萬塊錢的啟動資金，經過五年的努力建立了汕頭攝影企業總公司。我曾經為了改變攝影界的現狀而下海從事攝影企業的工作，也算是中國攝影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以有些事情過去就過去了，反正我這一輩子不管怎么走，都離不開攝影。
大事都是從小事做起的 記者：你的攝影作品曾獲得過大大小小數不清的獎項，那么你的作品都涉及哪些題材？請簡要介紹一下你的創作思路或理念。 蔡煥松：我接觸過很多的題材。我剛開始接觸攝影的時候，拍的都是政治宣傳圖片，接觸國際沙龍的時候，拿到他們的畫冊一看，就被震到了。我是最早進入“唯美”的，受“唯美”和“畫意”影響。另外我從80年代開始研究陳復禮大師的東西，90年代主持了陳復禮先生的國際研討會。所以我是對國際沙龍、“畫意”接觸最早的一批人。從政治宣傳圖片，到“唯美”的沙龍，再到紀實，再到現在追求回到影像的原點上，我的一路就是這么走過來的。 記者：你讀大學為何選擇文學專業？ 蔡煥松：我下鄉的時候才讀初中一年，就是說文革開始時我初中還未讀完，就下鄉了。那時候真正的文化程度是小學，我的語文知識是從《毛澤東選集》、《馬克思資本論》而來。當時搞攝影在追求“唯美”、“畫意”的過程中，覺得自己對中國文化的底蘊太缺乏了，所以恢復高考以后，我毅然報考了中文系。幾年的大學生活對我日后的攝影創作以及理論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大學的畢業論文，就是寫攝影——《禮贊自然人化自然——試析亞當斯、陳復禮攝影創作風格》，影響還蠻大的，80年代我就開始用比較美學研究攝影個案。 記者：你是一位深具社會責任感的攝影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組織策劃過多次具有全國影響的攝影活動，并且長期致力于理論研究工作。21世紀以來，你不辭辛苦、不計回報地梳理廣州攝影史，做了大量的調研工作，給廣東攝影界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可以說，你做了比很多攝影藝術家多得多的事情，涉及關乎攝影的方方面面，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蔡煥松：有人說你對年輕人怎么這么關心？我說我這是被人關心出來的。作為老一代的攝影家多去培養年輕一代，事實上也是某種回報，回報上一代人對你的關心。任何一個學科門類都需要有一本歷史。我認為現在寫《中國攝影史》還不具備條件，原因是個案研究沒有做好，因此歷史很難寫。所以我在廣東攝影家協會工作的時候，一直在致力研究廣東攝影家個案。到《中國攝影家》雜志來以后，我也在做攝影家的個案研究。我知道我這個人沒辦法做大事，但是我愿意做些小坐標。 記者：所有大事都是從小事做起的。 蔡煥松：只要扎扎實實的做學問，只要把中國攝影界老的、年輕的、有影響力的攝影家的個案做好了，才能形成真正的歷史，我愿意做這些基礎性的工作。廣東影協50周年慶典的時候，在李偉坤主席的帶領下做了大量的梳理歷史的工作，我們的那個頒獎晚會讓很多人感動。當時有一個“特別奠基獎”，獎給了一個“老右派”，不是廣東攝影家協會的會員，名叫何信泉。他是中國攝影家協會成立第一屆的常務理事，當時他呼吁成立廣東分會，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組織了（廣東）省港澳的展覽，這是作為中國攝影家協會成立后的第一個展覽，轟動全國。這么一位老先生，“反右”運動的時候被打成“右派”了。他辛辛苦苦工作，廣東影協成立的時候，他成“右派”了，連會員都不是。這段塵封的歷史你不能讓它封印、讓它淹沒，所以我在做廣東攝影史的時候，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結果得到了主席團的支持，頒了一個“特別奠基獎”給他。因為你要為歷史負責任，你不能放棄任何一個為攝影史做出過貢獻的人，不管他最后的結果是什么。這是我做學問的一個原則。 記者：所以因您對廣東攝影做了這么突出的貢獻，2009年將中國攝影金像獎頒發給您，也算是您應得的回報。 蔡煥松：也很難說是應得的回報，因為這首先要感謝廣東攝影界。因為有廣東多少代人的努力，這個積淀在那里，我才能挖掘出東西出來。因為中國攝影史就是從廣東開始，廣東的攝影一直走在全國的前面，這是幾代人的努力才提供了這樣一個寶庫，我只不過是在寶庫里面把塵封的灰塵抹掉，把它重新亮給大家看。我是得益于廣東幾代攝影人，當年花了一些時間編了三本書，也算是對廣東攝影的一點回報吧。
采編：陳昊 胡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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