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在《隨筆》上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不識字的好處》。一位老革命，他十二三歲就當紅軍，進了掃盲班，學習賣力，成績很突出，他的老師偷偷地告訴他不要太賣力，識字多了很危險……他決心不學文化，他學了一門廚藝。他在延安時看到好多識字有文化的人挨整，自殺的、跳井的都有。“別人皆囚，我獨逍遙”，他沒有事。他說自己沒有文化，不去整人，也不擔心別人整自己，日子過得挺安穩，越發覺得不識字的好處。吊詭的是避免一切噩運僅僅是因為沒文化不識字。 由此可見識字多，有文化過去是高危職業。文化一般包括器物文化、意識文化、行為文化(民間美術涉及到民俗這里就有行為文化)，張先生的教學、研究幾乎全覆蓋。無怪乎有一位好心的老師私下勸張先生，改學繪畫，繪畫在大學里不但風險較小，還容易成名得利。張先生卻毫不心動，他引用恩格斯的話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自然辯證》)張先生認為：“不研究事物的發展客觀規律，不懂得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就難以擺脫被動性和盲目性。……研究工作上不去，卻深深地刺痛著自己的心。”(《工藝美術論集·序》)張道一老師將自己的教學、理論研究與國家、民族的發展相聯系，以我國藝術興盛為己任。 張先生終究沒有逃脫有文化倒霉論的怪圈，他在中央工藝美院進修，編制不屬于該校卻在那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少有連，必多方鉤致”，編制又算得了什么?從此，張先生開始了他屈辱、清苦的生活。有一次到農村勞動，有一單位要抽調幾位老師去布置展覽會，當時已通知了張先生，可在去的前一天，校方某一行政干部在電話里兇神惡煞地說：“張道一是右派分子不可以去布置展覽!”張先生聽得十分清楚，因為他們只相隔一堵籬笆墻。張先生后來講給我聽的時候沒有憤怒和仇恨，很平靜地說；．“想想XXX也可憐，當時他除了他所干的，他還能干什么?為保住自己的飯碗、地位……” 張先生在當右派的歲月中，有限工資一部分用于買書，不得不過著節衣縮食的窘迫生活，由于長期廢寢忘食，缺乏營養，患過胃病、肝炎，住過院，這時候人異常瘦削。 文化大革命，椒焚桂折，政治上的高壓，體力勞動的重負，許多人消沉迷茫了。那時張先生在“牛棚”中拉板車，他“想到車輪的轉動，聯系‘輪人為輪’，思考著‘轂、輻、牙’三者的原理；后來在木工房勞動，汗流浹背，一面推刨子，一面想起了‘大匠之門’。……” (《考工記注譯·前言》) 張先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系統地研讀了《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周禮》、《國語》、《左傳》和《老子》、《論語》、《莊子》、《墨子》、《管子》、《韓非子》、《史記》、《漢書》等歷史文獻，說他學富五車并不是夸張之詞。他披沙簡金，汲取其精華，為我做用。他博聞強記，對于古籍中重要論點他熟記在心，對于一些反面的材料也能大段大段背出來，有一次在蘇州開一學術會議，他說工藝美術在古代不受重視被稱為“小道”，子 在《論語》中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有次我與一位朋友去張先生家，談的范圍很廣，那位朋友突然提出高科技，張先生說在兩、三千年前將黃金捶打成0．04毫米厚度，爾后，把它纏繞在蠶絲上制成金線，最后織進絲織品中，這就是高科技……事后我翻了很多資料證實張先生說的工藝數據完全正確!他讀書掌握精神實質，融會貫通，講課或作學術報告，左右逢源旁征博引，內容豐富而充實。我們可以借用學術泰斗范文瀾先生一副對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來形容是恰當不過的。 張先生所寫的文章說服力強，邏輯嚴密，他對違反邏輯的文章表示強烈不滿。他說有一篇叫《藝術前的藝術》論文，藝術前的藝術，不是藝術。人前的人不是人，而是猿。我說“藝術前的藝術”是黑格爾說的，可能這話在翻譯過程中出了問題。他說：“翻譯是個大學問，中外文化不同，語境不一樣，不能硬翻，……有人總認為外面的和尚會念經，引用不假思索。” 文革后，張先生曾經自己辦起一個有正式刊號的雜志，《中國民間工藝》從組稿、選稿、改稿到編排、校對、封面設計事必躬親，一人承擔。再苦再累也毫無怨言，但到了發稿印刷時就犯難了，經費成了大問題，他詼諧地說：對趙公元帥，我們雖不供奉，但總是虔誠地研究他，然而他還是不幫忙。說完以后一聲嘆息，無奈自己往里面貼錢，維持雜志的出版。張先生經常通宵達旦工作，后來逐漸養成夜間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到了清晨，他停下一晚的勞作，到室外去透透空氣，有的同事也已經起來了，見到張先生，熱情與他打招呼：“張老師你早啊!”張先生笑呵呵地與他們回應著，但心里卻犯嘀咕：“我還沒睡呢!”對張先生這種生活習慣我們幾個老家伙曾議論過，有位仁兄說他倒有點像毛主席：太陽升，他倒頭睡下。東方紅，他眼睛一閉一片漆黑。見大家臉上都露出有些異樣的表情，他說，你們怕什么，張先生肯定不怕。大家說為什么?張先生曾為《中國美趣學》作過序，這本書中有根據表明上述話語是毛主席自己說的!大家釋然大笑。張先生做學問態度是極其嚴謹，厚積薄發。據我了解他60年代就開始研究《考工記》，直到2004年才出版這方面著作。古代很多學者對《考工記》做過研究，其文章、著述汗牛充棟，然而都是器物制度、訓詁、天算、聲韻、哲學等方面的成果。有的注釋從文獻到文獻讀起來艱澀難懂。文革前除了潘天壽在《聽天閣畫談隨筆》中談到“用筆”時引用過《考工記》一兩句外，美術界極少涉及這部著作，張道一先生是我國第一位從人文精神、造物設計角度對《考工記》開展深入研究的學者，他從“人與物”、“創物與造物”、“人的尺度”、“功能”、“實用與審美的統一”、“總體規劃與設計”等多方面對《考工記》作了全新的詮釋和解讀，使其文本塵封的原有價值得到了發揚肯定，對現代設計具有極其重要意義。 《考工記》因時代久遠，竄簡、斷簡、段落顛倒情況相當嚴重，他根據多種版本和自己的理解，理順錯簡，對全書進行調整，分成八章，思路清晰，邏輯合理。力求現代語釋，盡量通俗易懂。張先生的《考工記注譯》是我國古文獻研究新的突破，也是藝術學研究一項重要貢獻。 眾所周知張道一老師在民藝學研究、美術學研究、工藝美術學研究、美學研究、藝術文獻學研究都取得巨大的成就。特別是對我國藝術學的建立竭盡全力，率先在東南大學創辦了我國第一個藝術學系，現在全國絕大多數高校都設有這一系科，如今藝術學已成為獨立的學科門類。作為中國藝術學主要創始人之一的張道一先生這一歷史功績將載入我國現代教育史冊!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為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為第二境地。‘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為第三境也。” 張道一先生的人生完全證實王國維的“大學問者的三種境界。張道一先生學生時代就有遠大志向，有明確的奮斗目標，他雖遭到政治上打擊與歧視達20年，經過數次周折與磨難，仍鍥而不舍，為達到自己的奮斗目標，一切在所不惜!最后功到自然成，到了光輝的彼岸。 夜在歌唱， 闌珊的燈光在流淌。 點燃文化自覺， 點燃對真理的訴求， 點燃對藝術的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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