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學的中國立場與文化使命
編者按:日前,中國民俗學家鐘敬文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山東省文聯主席、歡迎來到公海7108線路院長潘魯生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紀念鐘敬文先生為民俗學學科的貢獻。全文如下。
一代學人卓著的貢獻,不只在于專業領域里嚴謹質實的建樹,更在于學術范式和精神帶來的啟示。有幸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朝聞先生主編《中國美術史》的過程中,經常邀請鐘敬文先生參加編撰研討,我也曾在兩位先生之間傳遞信函,交流學術觀點,并有機會到北師大的小紅樓聆聽鐘先生有關民間美術方面的教誨。鐘先生在《中國美術史》編纂研討會上強調民間美術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重要作用,并給拙著《中國民俗剪紙圖集》題寫書名,勉勵年輕人要關注國家民間文藝事業,先生的教誨使我受益良多。多年來,我的案頭一直有鐘先生的《民間文藝談藪》,激勵我在民間文藝領域積極探索,對我在民藝的學習、思考和研究有很多的啟示。鐘敬文不僅在中國民俗學有開創之功,其影響更超越了學科的閾限,在民間文藝學、民間美術等領域有深刻的創見。他強調民間美術作為一個龐大的體系本身就是民俗,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樹立了從本土文化現實出發構建學科體系,從學術高度剖析求解文化命題的典范,帶來的啟示是深遠的,引領我們盡己之力擔承文化與學術的使命。在鐘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撰文以記之。 “中國民俗學”的奠基人 “民俗學”(folklore)在英國創立的原意為“民眾的知識”,目的是適應英國城市化進程以及殖民需要,研究文化較低民族的文化或保留于文明民族中無知識的東西。20世紀初民俗學傳入中國,研究目標被轉化為開掘民眾文化的精神財富。民俗學在傳入中國之初即確立了中國的文化立場和現實目標,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文化啟蒙的關口,其研究目標在于認識民眾的生活和欲求,并實現社會的改良和歷史的發展。 將民俗學的中國立場和文化使命不斷推進并深刻闡揚的正是鐘敬文。他不僅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求解中國的學術命題,而且明確提出了“建立民俗學的中國學派”的構想。 鐘敬文從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積累出發,在理論民俗學和記錄民俗學之外,提出歷史民俗學研究。他認為僅就中國文學而言,即有古典文學、俗文學和民間文學三大干流,其中古典文學有民俗文化的要素,可引入實地考察、以今證古法等民俗學方法加以研究。從國家的文化基礎出發開展民俗史研究,是“對綜合或者單項的民俗事象的歷史的探究與敘述,包括通時的或斷代的事象的探究與敘述”,以及從文獻中搜集資料,對資料進行辨偽、考訂,再用唯物史觀對所描述出來的事實進行分析綜合,從而了解民俗學的起源與演變過程,了解前人在民俗學發展過程中所作的工作,總結出民俗學發展的一般特性。因此,與之相應,“民俗學史”也成為“關于民俗事象的思想史、理論史,也包括搜集、記錄、整理和運用它們的歷史。這無疑是從本土文化現實出發,構建學科體系,開展學術研究的生動范例。特別是在我們大規模引進西方現代知識體系和學科構成系統之際,如何觀照本土的知識基礎、文化積淀和社會現實,如何構建有自身根基和命脈、有自身生命力的學科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有許多民族屬于跨境民族或跨界民族,而且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活態的古老傳說、史詩和儀式生活等瀕危性更加突出,亟須加強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鐘敬文提出“多民族的一國民俗學”思想,不僅關注漢文典籍以及以中原農耕社會為主的民間文化,而且重視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民俗學,包括漁獵、游牧、稻作、旱地灌溉和刀耕火種等不同的文化類型。在其《民族志在古典神話研究上的作用》等研究中,即踐行了這樣的學術思想。中國的民俗學研究需從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基本國情出發,建立廣泛的國際聯系,并堅持跨文化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方向,充分認識到民間傳統文化的瀕危性和搜集工作的迫切性,推動少數民族口頭傳統等搶救整理與研究工作,走開放式的學科建設道路。 正是在這樣深刻研究實踐的基礎上,鐘敬文于1998年提出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設想,在1999年出版了《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專著,指出:“中國的民俗學研究要從本民族文化的具體情況出發,進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點的學科理論和方法論建設。”
學科體系與研究方法 鐘敬文以強烈的學科意識對中國民俗學的學科體系和方法論進行深入研究,從研究對象、體系結構、方法論及效用等方面進行論證。在《關于民俗學結構體系的設想》演講中他指出,“有時一種學術的發展,同其學科意識的發展,不完全是同步的。但如果總是對一門學科的體系結構缺乏認識,還要夸夸其談這門學科,那么,即使偶然幸中,也是根基不牢、影響不大的”。 具體在民俗學學科體系構成上,鐘敬文提出,民俗學學科體系包括民俗學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學史、民俗學方法論、民俗資料學六大部分,即理論的民俗學、歷史的民俗學、資料的民俗學。強調民俗學主要研究對象是作為文化創造者的民眾、民間傳統文化的基本樣式,以及它們在特定社區或者集團中被創造、傳承、共享的規律。民俗學者要在學術研究過程中站在民眾的立場看問題,理解和尊重民眾的文化創造。應該說,這一理論建構不僅厘定了研究的對象與構成體系,而且明確了研究者的立場和角度。鐘敬文的界定明晰而深刻,民俗研究需要真正的融入,不僅詮釋社會,同時也反觀自己,不僅把握歷史演進中生成發展的一般規律,也致力詮釋和發展現實。這對于其他社會學科的建構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民俗學科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上,鐘敬文重視發掘學科內在的關聯并進行深入研究。他重視本土文化的基礎和現實,而且畢生堅持多學科的民俗學思想,并貫徹到自己的學術實踐中。他關于女媧神話、劉三姐傳說、晚清民俗學史的梳理等,都是跨學科研究的典范。鐘敬文指出人類學和民俗學是姊妹學科,它們所處理的文化對象,主要是集體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所處理的對象大部分是共同的或者是相互關聯的,因此資料的搜集、整理和理論的探索、闡發等方面,都有匯通和啟發之處。 在民俗學的研究方法上,鐘敬文提出,民俗學的方法論包含三個層次,即哲學層次的方法、與許多學科共同的方法及本學科的特殊方法。具體在民間文藝學等科學體系及研究方法的總結中,他強調原理研究、歷史的探索和編述評論工作、方法論及資料學等四個方面。可以看到,原理研究是“關于民間文學各方面現象的理論研究,它不僅包括對這種對象廣泛的、概括的研究,同樣也包括對各種現象的局部的、斷片的專題研究,還包括現實的理論問題如‘改舊編新’、新故事發展、五八年民歌評價等”;歷史的探索和編述則包含“1.作品史(各種體裁的或綜合的);2.科學史(理論史,如神話學史、歌謠學史、民間文藝學史等)”。總之,他重視發掘民俗事象的源頭,從民眾文化出發探討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考證民俗事象的來源與形成時間,更從民眾生活的觀念演變等角度研究其生成與變化。
學術思想啟示當下 鐘敬文等學術前輩在中國民俗學建立與發展的過程中,在西方與東方、現代與傳統激烈的對撞沖擊中,能夠堅守中國的文化立場,闡發傳統文化、民間文化的意義和價值,并在學科層面加以建構和發展。當下,我們要面對和致力解決的仍是百余年現代化進程中包藏演進的文化問題,而且它不像東學西學孰優孰異、傳統現代斷層與融入那樣純粹,而是裹挾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與經濟發展、生活變遷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形態交織在一起,因此更需學術研究有中國立場和本土視野,需要深層次的文化的切入點,并致力從文化視角尋求解決之道。 鐘敬文曾將民俗學定位為“當代學”(現在學),作為理解普通人日常生活文化的當代學,“民俗學界開始采用‘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概念來幫助界定研究對象。這些概念把民俗事象作為生活整體的有機組成來看待,約定的研究旨趣是通過民俗事象來理解生活整體,這就與以前把民俗事象從現實生活中剝離出來,只為與古代社會建立聯系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學術范式”。當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尤須這樣的眼界視野。當傳統村落不斷消亡、民間文藝生態面臨危機、傳統民俗的凝聚力及精神內核遭遇改寫和置換的時候,我們需要進一步梳理并明確自身文化傳承創新的基礎和理路,實現民族文化精神的現代化。 因此,鐘敬文矢志不渝的學術實踐給予我們的深刻啟示,首先是有學術研究的本土立場和思考深度。所謂“傳統思想對當代思想是一種規范和砥礪,而當代文化思想定位則是對傳統文化精神的審視和選擇的一種深化。沒有價值立場,創新就會蹈空,就會喪失創新深度”,應有深層次的問題意識,不只是關注社會日常的、表面的、熱點的、常態的層面,更要關注潛藏在深處的文化問題,關注其驅動作用以及現在沒有來臨將來會出現的諸多影響。 同時,在鐘敬文學術思想的感召下,我們應實現學科層面的研究和引領。學科建構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厘定相關知識譜系,并將研究事象提升到原理層面,建構起相應的方法論體系,對于學術發展具有實質性意義。正如我們認為,對于中國數千年傳承不斷的手藝文脈,也應提升到學科層面加以研究。不僅因為歷史上“器以載道”“器以藏禮”,手藝以物質文化的形式融合了制度文化、觀念文化等諸多內容,包含了認知、技能、審美等諸多要素,而且就中國文化而言,它既有豐厚的傳統積淀,也在急劇轉型中不同程度地面臨斷層、失語的危機,因此,加強歷史化整理和關于實踐和理論的學術研究,極具緊迫性。 鐘敬文學術研究給我們的啟示還在于,文化的關注不僅涉及有形的物質和空間載體,更要深入到精神狀態層面,尋找關鍵的文化策略。事實上,當前一個突出的現實在于,“人類正處于一個新的類像時代,計算機信息處理和自動控制系統,以及按照類像符碼和模型而形成的社會組織,已經取代了生產的地位而成為社會的組織原則。后現代時期的商品價值已不再取決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滿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換價值,而是取決于交換體系中作為文化功能的符碼”。文化的傳承和內在創新能力的發展都在這樣的語境里展開,關注文化精神的內核才有望實現新的發展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