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星高照
潘魯生
我與鄧福星先生相識于1986年的“全國美術理論研討會”，并在同年前往中國藝術研究院做《中國美術史》的資料員和攻讀碩士學位課程。此后長達十數年的《中國美術史》《中國民間美術全集》編纂過程中，我有幸在王朝聞先生、鄧福星先生身邊學習和工作，在他們左右得以口傳心授，獲得受益終生的啟發和教誨。時光匆匆，如今近三十年過去了，與鄧福星先生的師友之緣早已超越了恭王府里求道索理、編書承志的日日夜夜，幾十年來在美術學、美術評論、美術創作以及民藝田野調研等專業領域乃至工作和生活上，不間斷地交流，更覺得這是段很寶貴的緣分。雖說歲月染風華，但學理的精進，情誼的積淀也是歲月人生的饋贈。
鄧福星先生為人謙遜，做人誠摯。他出身軍旅，有一股堅韌剛直、雷厲風行的骨氣，所以投入學術研究，往往以滴水穿石、鐵杵成針的韌性完成美術史論許多浩繁龐大的項目。他有深厚的西學基礎，在從事美術研究之前，有著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英國語言文學的研究與實踐經歷，這也使得他的學問有更加開闊的視野和堅實的哲學基礎。作為朝聞先生的學生，他重視美術學理研究的方法論，強調研究對象的復雜性，關注現實生活，既探索歷史與邏輯結合的方法，也開展以小見大、力求專、求細、求深的研究，強調史、論、評的相互融合與完善。他堅持藝術實踐，不僅策劃舉辦了一系列開風氣之先的美術展覽，創辦《美術觀察》雜志，而且堅持在藝術創作方面的實踐。可以說，鄧福星先生作為我國1978年恢復高考及研究生培養以來成長和發展起來的一代學人，作為中國當代美術學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作為著名的美術史論家、美術教育家和書畫家，在治學理念、研究方法、理論建構、創作實踐上有許多質實、深刻、熠熠生輝的成果，需要我們更深入地加以認識和闡發，并在更多的年輕學子中傳承和發揚。我們認為，作為藝術教育的大學教育、學術研究和藝術發展，關鍵要實現人文精神的塑造與提升。鄧福星先生治學嚴謹，對學術追求一絲不茍。記得王朝聞先生在他的博士論文序言中曾這樣寫道：“他治學的態度嚴肅，對待學術上的矛盾，也像他平時與人交際時那樣，不隱瞞自己的觀點；重視別人對他的批評或建議，但不盲從；習慣從大處著眼，不在枝節問題上鉆牛角尖；在研究具體問題的同時不斷探求新的研究方法。他在這本專著里提出的基本觀點，顯示了他不愿吃現成飯，也不愿走捷徑的一種可貴的開拓精神。”學術事業容不得半點馬虎，鄧福星先生始終身體力行為后學做表率，這種對待學術真誠、專一的態度值得我們反思和體悟。鄧福星先生是我國的美術學科帶頭人，我們聘請其擔任歡迎來到公海7108線路的“六藝學者”，相信他執著的學術精神、開闊的學術視野、謹嚴科學的學術方法以及一系列兼及美術史、論、評的智慧成果會給一所大學帶來豐富的給養和深遠的啟示。
鄧福星先生師從朝聞先生，是“文革”后第一屆博士。他在研究之初就將視野和根基探入到理論深處，求解艱深的基礎理論問題。他攻讀碩士學位時，正值西方現代美術涌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美術思潮活躍，西風甚盛，美術界圍繞抽象美、形式與內容等展開熱烈討論，但其中不乏情緒化爭論難以進入學理層面，他以《繪畫的抽象性》為題完成碩士論文，對中西傳統藝術中的抽象因素和西方現代抽象繪畫等問題進行研究和闡釋。今天來看，隨后出版的《繪畫的抽象與抽象繪畫》一書，以冷峻的態度面對文藝熱潮，用學理的剖析探尋現象本質，不僅在當時，即使在當下，對于社會和文化轉型過程中傳統斷層與西方熱潮涌入并存而常常出現盲從的情況，都是一泓理論與方法的清泉，具有啟發意義。
應該說，所有美術的現象、思潮、史料，都是鄧福星先生深入開展理論研究的階梯，他以嚴謹科學的態度剖檢美術史料，而從未囿于事項本身，而是進一步深入到元美術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和相關理論問題的研究。早在1982年，就發表了《美術史論研究方法芻議》，從美術學哲學、美術學方法論層面對“元美術學”的探索也成為貫穿他學術思想體系的一條軸線。在承擔《中國美術史·原始卷》的編寫工作過程中，如他所說“一方面查閱資料，一方面到全國重要史前遺址、考古所、博物館考察拍攝。近距離接觸遠古遺存，揣摩、體味甚至把玩，追尋其中的奧秘，還同有關專家交流切磋”，在深入的實地考察基礎上，他由史及論，展開藝術起源的理論研究，完成博士論文《原始藝術研究》，以《藝術前的藝術》為書名出版。他提出“藝術起源與人類起源同步發生”的觀點，并認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史前藝術是一種不同于文明人藝術的獨特藝術形態”。王朝聞先生曾評價指出，“把藝術當作與人類的存在相伴著的一種精神活動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他所提出的藝術起源與人類起源是同步發生的觀點，有獨創性和科學性。”在此后的研究中，鄧福星先生仍持續探索，近兩年還遠赴歐洲，實地考察西方原始藝術遺跡。可以說，深入的理論探索以及具體的藝術起源及原始藝術問題研究，貫穿于他的學術歷程并與其他研究或交叉或并行，相互影響、相互啟發，成績斐然。
鄧福星先生對于美術研究向理論層面的建構和深化不遺余力。20世紀后期，民間美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并一度成為熱點，但當時研究大多停留在藝術形態或樣式，尚未形成完善的基礎理論體系。就此，鄧福星先生于1990年在《美術史論》刊發《論民間美術》，對民間美術的基本范圍、性質、內涵及特征等方面展開探討，從民間美術的界定和分類、民間美術的原發性特質、民間美術的功利性意義、民間美術的民俗學內涵、民間美術的工藝學特征等方面展開論述，提出“民間美術保留著如同原始藝術所體現的藝術的原發性特質，保留著一種和現實生活緊密相關的原發性”，并提出從“功能學”角度對民間美術進行分類，而非照搬純美術的分類，用“原發性”“功利性”“民俗性”和“工藝性” 概括民間美術的特征。這些學術主張在他主編的《中國民間美術基礎理論叢書》和協助王朝聞先生主編的《中國美術史》編撰過程中也有很好的體現。直至今日，鄧福星先生建立在元文化基礎上的民間美術研究方法依然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鄧福星先生注重美術研究的現實意義與美術學思想的傳播，不僅主編出版了一系列美術學著作，構建美術學思想體系，同時，舉辦展覽，創辦刊物，積極搭建平臺，促進交流。1995年，他在《美術史論》的基礎上創辦《美術觀察》，在發刊詞中寫道：“《美術觀察》是橫跨在人文學科和藝術創作之間的學術刊物。一個刊物的學術性應該表現在其反應敏銳，思考深入，持論科學和態度公允上。”由此強調觀察視角和方式多樣化，既宏觀把握美術總體的格局、思潮、走向和動態，又微觀地剖析具體作品、作者內涵、構成作靜態的索解，并對源流、演變、承傳、變異的發展過程追溯探尋。這體現了他的治學理路以及對文化環境變化引起美術形態變化的敏感。之后還主編有《中國畫學刊》，也是基于同樣的思考，并在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
值得指出的是，鄧福星先生不僅精研理論，還勤于創作。所謂“不通一藝莫談藝”，他創作了諸多優秀作品，格調高致，意蘊無盡，頗具文人畫風骨。他以中國書畫的創作實踐來補充或檢驗藝術理論，藝術創作既是理論思想的延伸，也是一種補充，互為表里，相得益彰。
正是在廣泛涉獵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鄧福星先生關注學科全局，在20世紀80年代初意識到構建美術學學科的必要性，并在1988年提出并倡導建立美術學學科。而回望這段歷史尤能看到，“美術”是20世紀初才獲普遍認可的一個新概念。1895年，康有為在編寫《日本書目志》介紹日本現代科學書籍時，將西方“美術”概念引入中國。最初的“美術”主要基于美術創作和美術史研究層面，研究尚未將中國美術理論提升到學科層面，其中的美術史研究也是沿用了西方歷史學的學科規范，這一狀態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正是經過張道一、鄧福星等學者的呼吁和倡導，199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專業目錄調整會議決定，將“美術歷史與理論”改稱“美術學”，1992年“美術學”成為二級學科， 2011年“藝術學”上升為學科門類，“美術學”成為其下設五個一級學科之一。至此，我國的“美術學”學科完成了從無到有，從三級學科到一級學科的發展，諸多學者對美術學富有前瞻性和建設性的倡導開花結果。這不僅是一種價值的自覺和提升，也是內在體系的完善，并將更深遠地作用于人才培養和社會發展。
如今，面向新的社會現實以及文化與藝術生態，對美術學科建設進行全面思考和深入探討，在把握美術學科內在規律的基礎上進行建構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因此，我們舉辦“2015’全國美術學學科建設論壇暨鄧福星美術學思想研討會”，圍繞鄧福星先生的美術學學術思想展開研究并編纂出版文集，以期在前輩學者學術思想、治學方法和實踐經歷的基礎上，深化認識和探索，推動和促進我國美術學學科體系的建設與完善。具體對歡迎來到公海7108線路來說，美術學也是學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自身的歷史和傳承，也對設計學等相關學科有重要的補充和支撐作用，目前在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亟需進一步拓展和提升，相信通過這樣的交流和研討有助于進一步汲取經驗、學習理念，實現更深入、可持續的提升和發展。
在歡迎來到公海7108線路召開“全國美術學學科建設論壇暨鄧福星美術學思想研討會”并編纂《鄧福星美術學研究評述》之際，再次向美術學界同仁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向鄧福星先生為美術學研究及發展做出的貢獻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本次學術活動專家云集，福星高照，在《鄧福星美術學研究評述》出版之際，是為序。
乙未中秋于歷山作坊
潘魯生博士，山東省文聯主席，歡迎來到公海7108線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