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孫磊，歡迎來到公海7108線路科研處副處長，社會服務辦公室主任，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2012年6月5日，“中國北方村落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論壇”在歡迎來到公海7108線路舉辦，圍繞古村落保護相關議題記者采訪了孫磊先生。

    記者：你在《民居宅院》曾提到鄉土民居的地域性極其鮮明，你可否分析一下這種地域性形成的原因？
   孫磊：《民居宅院》這本書是潘魯生院長申報的的教育部十一五重點社科項目“民間工藝文化生態調查與研究”中的子項目。站在“文化生態”和文化多樣性保護的角度，對中國廣泛散布在不同自然、文化環境中、尤其是北方鄉土民居進行的田野調研和文化梳理。書中對中國一些典型地區鄉土民居的地域特點、成因、建筑形制以及人文思想等都有所表述。
    提到鄉土民居與地域性之間的諧和關系，牽扯到對很多問題的綜合考量，比如包括地理、氣候、物種等在內的自然物質因素，以及人類學、生活習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在內的多種文化精神因素。中國民間鄉土建筑存在和存續的最大價值，就在于它承載了聚合自然與人文智慧、諧和生產與生活內涵的物化功能，其營造的思想核心就是儒家所講的最終完成從“由人及物”到“成物成己”的深層次精神轉承。
    鄉土民居地域性文化形成的原因其實是多方面的，它既受制于村落當地多元的民眾生活方式和生產習俗，也拘囿于當地多樣的自然環境和資源條件。海洋文化、草原文化、中原文化所彰顯出來的巨大差異性，決定了民居區域文化豐富多姿的形象標識。因此，中國鄉土民居所反映出的成熟的營造思想和營造法式體系的形成，基本都來源于在客觀環境規約下的民眾主觀的集體智慧創造，都脫離不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根脈文化的浸潤耕植。民居是文化的符號，文化是民居的靈魂，北京的四合院、陜北的窯洞、閩西的土樓以及贛南客家的圍屋、皖南徽派建筑等等，都是中國傳統民居中極具代表性的符號和文化載體。
    比如，素有“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之說的客家人的傳統建筑樣式-圍龍屋，其建筑形式的成因就受限于顛沛流離所形成的“防御心理”和丘陵地貌的“自然條件”。因戰亂饑荒等原因，從兩晉到唐宋，北方黃河流域的中原漢人歷經五次大遷移，先后流落現在的粵北、贛南和閩西一代。為防外敵及野獸侵擾，多數客家人聚族而居，采用中原漢族建筑工藝中最先進的抬梁式與穿斗式相結合的技藝，根據當地丘陵地帶或斜坡地段的特點建造圍屋，主體結構多為“一進三廳兩廂一圍”， 上百戶本族人同住在一個空間當中，共用一個天井，形成一個自給自足、自得其樂的小社會群體。客家圍屋既保存了北方中原生活方式的“文化火種”，又融集了安全防衛、防風抗震、調節陰陽、冬暖夏涼的“生活功能”，它集家、祠、堡于一體，易守難攻，非常堅固，形成了“遵循傳統、融合發展”的極具地域特色的建筑風格。
    其實，所謂的鄉土民居的區域性也并非專指形式或風格上的多樣性，它還無時無刻不反映著一個民族隱含、恒穩的文化趨同性。雖然圍屋是中國鄉土民居特色之一，形制也多種多樣，但就建筑本身而言，它反映出居住者防御心理的群體意識，與中國絕大部分鄉土民居和宮廷建筑所體現出這種“由內而外”的營造文化特點相一致。與西方大多建筑，基本沒有院墻圍護、突出建筑主體的開放性、注重建筑體量尺度等不同的是，中國鄉土民居更多的體現出一種居住者與建筑之間“對話”的完整性，這種文化語境的完整性追求的就是房屋、人、自然三者之間的相處關系，即所謂的“和而不同至大同”的高超文化境界。
    記者：民居宅院從選址、規劃、布局到建筑、使用、修繕，每一個環節都體現著追求和諧的思想，您能不能分析一下這種和諧思想的具體體現？
    孫磊：莊子有句至理名言，叫做“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說的就是人的行為必須要遵循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我想，豐富多彩的中國鄉土民居體現的正是這種追求和諧的營造思想，正如你所言，在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中，“造房子”和“過人生”一樣，都是一種高規格的儀式，每一步都要非常講究，不可亂來。所以，你就很容易理解，這種“和以濟民、諧以濟生”的價值理念，也會非常自然地貫穿于房屋從選址、規劃、布局到建筑、使用、修繕的每一個環節。
    中國人在造房居屋的過程當中，相當看重主體與客體之間合理的匹配關系，兩者自始自終都處在一個交互的“活態”文化氛圍中。舉一個案例，在中國鄉土民居建筑構件體系中，“門”和“窗”對應人的“嘴”和“眼”，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十多年前，我曾去認真調研過陜北窯洞建筑中的窗格，當時走訪了二十余個村落，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窯洞建筑中不論天窗、斜窗亦或炕窗、夾耳窗，其形態都是圍繞由“+”或“×”形成的中心點來配置各種圖像，每個窗的圖像不管其外部形態如何，都具有嚴格的中心點。陜北民眾稱這個中心為人的“心窩窩”，并賦予其生命意識，使之具有人的靈性，窗子在民眾意識當中其實是一個“活著的生命體”。民間木作藝人在制作、固定、接合窗欞條時，是絕對不能用鐵釘固定“窗心”的，按他們的說法就是“人不能釘心，釘心會死的。”在窗子“+”或“×”等符號支撐起的“微觀宇宙”系統中，人處于絕對的中心位置，體現出人與建筑之間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
    以五行、八卦為核心構建起來的陰陽哲學觀認為，整個天地、宇宙中的萬事萬物都圍繞著人的本體往復運轉，四時更替、陰陽化合、晝夜更迭、生生不絕。在時空永恒的循環轉換中，民眾時時感受到生命演化著的過程，得到了或生或滅、盈虛消長的信息；領悟了生命由萌生到旺盛再由旺盛到衰落的道理；更體會到新的代替舊的、后生續于前生的輪回關系。以“+”與“×”符號組構成的窗格體系，代表了五行的運轉化合，生命繁衍。它是對樸素的生命一體化信仰為核心的原始意識的保留和發展，并最終使生命的意義變為衡量宇宙萬物的價值尺度。這種普遍遵守的“物我一體、永續繁衍”和諧匹配關系，恰恰成為啟發、指導民眾營房造屋、住宅護院過程的不變信念和文化自覺。
    記者：現在很多歷史名村正在慢慢的與商業結合，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孫磊：目前，這種現象還是比較普遍。數據顯示，隨著無休止的城市規模化運動，當下中國平均每天約有300多個村落正在迅速地消失掉。處在社會結構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與傳統文化資源的急劇衰竭，似乎成了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體。追朔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大規模衰竭的起因，不外乎是對兩個“文化載體”的無節制式破壞：一是村落的消失速度過快；二是大量農民進城，轉身成為產業工人。
    同時，一種更為可怕的鼓吹類似“全球文化一體化”的聲音開始顯現。這種雜音不僅是對全球區域文化價值觀和文化多樣性的嚴重破壞，而且更是對人類文明行程的戕害和終止。
    在這樣一個沉重的轉型過程中，我們不得不思考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科學的將村落文化的保護與適度的商業開發相結合；二是如何通過合理的設計創新及商業模式運作，在增加收入的同時留住更多的手藝人。文化村落和傳承人，既是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富礦”，又是文化資源創新轉化的“肌體”，在城市化規模化發展和農民進城務工已成為當下和未來不可逆轉的社會大背景下，政策、資本、文化、科技等要素必須進行創新性的組合，發揮政府、商業、文化創新機構、行業組織的引導、扶持作用，因地因項找準特色優勢，避免“千村一面”或“文化面子工程”。
    當下，首先應站在公眾利益角度，重點把普查、梳理區域性傳統文化資源載體的工作與整合、創新公共政策工作結合起來；其次，應站在民眾收益角度，重點將民間傳統文化資源的設計、創新轉化工作與城市產業業態的融合、統籌規劃等工作結合起來；再次，應站在文化價值觀安全的角度，重點將包括生活方式、生活習俗等無形的文化資源的傳播傳承與區域文化事業發展有關的科技創新、場館建設等結合起來。傳統文化資源保護傳承與科學合理的商業開發并不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體，各地情況不同，文化項目不同，傳承保護和開發利用的思路、手段就會不同。文化生態良性循環的前提是文化多樣性，而承載、培育和傳播這種文化多樣性的正是廣大的鄉土村落，以及世代生活在這些村落中的民間藝人。因此，高揚善待、尊重、開放和包容的文化態度，應是我們國家和民族在未來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必須遵循和延續的。 

                                          采訪：張灝